有人从这次“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中看到了“二桃杀三士”的玄机，后来果然有沸反盈天的争吵。不论相关的争执是多么义正辞严还是完全意气用事，都证明了久违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重新被记忆，证明“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不太让人讨厌的头衔，尽管方舟子声称要辞掉这一桂冠。实际上方舟子也并不是对这一称号不满
如果说名不见经传的《南方人物周刊》策划的这次评选还有什么积极意义，我觉得大概也就是以上说到的这些：它炒热了一个概念，而这对当下的中国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反观自我是有益的。
当然作为一个排行榜，它有先天的容易让人非议的地方，比如“谁上谁不上”就是一个几乎人人都可以说道说道的话题，可因为这是所有的排行榜都必然会面对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争论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相形之下，和别的评选比，从公共知识分子榜出台的过程看，这次评选的操作显得很不专业，这也许更值得注意。谁来策划谁在评选？有无候选人？一个刊物自说自话就弄出了“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只看到了结果，即名单，而名单出台的过程却远未公开。如是种种，使这次评选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小圈子的自怡自乐，也闹出了一些笑话，它在推荐徐友渔上榜的理由时说他把马克思主义解释得一目了然就是一例，而王朔和金庸的上榜简直就是在消解策划者自定的标准。王朔和金庸的影响力当然无人怀疑的，可是这两位的“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恕我眼拙实在没看出来，也许策划者推举金庸时心里想的是金大侠的《明报》和政论吧，但那些东西的影响只能说限于香港一隅的。
说了老半天，其实还是枝节问题。现在我想抛开是非，谈一点个人的感受。从“公共知识分子”评选这一事件和围绕这一事件所产生的鼓噪中，我感觉有一种不良的气味，即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沉潜，中国的知识分子渐渐有了自我臌胀自我神化的迹象。争当传媒宠儿，重视话语权的掌握，也许不是坏事，但如果无视于当下的现实，误把小圈子的捧抬当成了话语权的奠定，那肯定是于自己的前进有碍的。现在还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唱高调的时候。而影响中国云云分明就是一种高调，试问一下，到底是吴敬琏型的经济学家还是厉以宁型的经济学家更能影响中国？现在是网络时代，私下觉得网络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可能更容易让一个人膨胀起来，你在网上发一个帖子，突然一下子有了几十乃至上百个跟帖，仿佛到处都有你的拥趸者，在这个时候，人是容易膨胀乃至迷失起来的。而审视这份名单，有些人也正是网络名人，只是网络名人，离开网络，其影响力能及于何处，是大有疑问的。也许策划者说这种评选虽有商业味，但还有对“公共知识分子”表示敬意的蕴含，那么我要问，像高耀洁这样埋头做事的知识分子会因为这种敬意而做事顺利起来呢，还是相反？上榜者之一，被人称为“网络意见领袖”的王怡在这次评选中说了句“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网上流传很广，而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这也是一种高调，任何时候，取消人的消极自由都是可怕的。揆诸情理，王怡本人又何尝能够做到对所有自己知之的事言之呢？不能做到而偏偏要这么说，我颇疑心是在网络追随者的拥趸之下的一种心态失衡。
现代文学馆的大门把手是比照巴金先生的手模做的，据主其事者说这是为了让所有进馆者一摸把手便虔诚起来。虔诚这种情感哪里是这么容易滋生的？不宜盲目夸大知识分子的精神魅力及其对现实的影响力，更不必在自己或别人的盲目夸大中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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